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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论文
后寻根：乡村叙事中的暴力美学
这是一种民族灵魂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一个代表，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叙事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地点，从那里展开对农民（种族的大数量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他的小说《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以及《黑风暴》和《棺材铺》1等等，都与这个沉重的母题有关。农民的无聊、自私、愚昧、偏狭、争斗与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个所谓"健康民间"的幻象，揭发了它的内在的黑暗根性。杨争光的叙事是一种闪电，穿越了这种黑暗性，为它提供了一个荒诞可笑的话语轮廓。
与名作家们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杨争光的贡献在于他的构思精致的短篇。《公羊串门》都具有大部分中国作家所难以企及的特点：一种深入到民俗内部的细微叙事。从公羊对邻居母羊的"##"开始，一场荒谬的戏剧性冲突就此呈现。经过一场利益的疯狂可笑的争斗，这场荒诞的喜剧最终竟然以愚昧的谋杀告终。而《老旦是一棵树》则更是一幕愚昧的喜剧：从一场邻里间的通奸开始，复仇的游戏开始逐步升级：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乃至刨挖祖坟。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复仇者老旦站到对方的粪堆上，并誓言要在那上面扎根，"长成一棵树"。这种古怪的复仇方式是对乡村的邻里暴力传统的一种深切讽喻。它从一个荒谬的细小角度推翻了草根暴力的全部意义。同时，它也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的强大的流氓暴力主义的民间起源。
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不难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没有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农民的 "多数人暴政"的一种政治表述而已。或者说，暴力并不是国家的发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基本属性而已。国家仅仅复制了这种话语模式，并把它转换成了一种残酷的宪政。
丁玲和周立波：早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红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学，就已经成为解决土地分配和财产公正的合理手段。
毫无疑问，杨争光并不是中国乡村仇恨制度的唯一见证者。早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红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学，就已经成为解决土地分配和财产公正的合理手段。这种正面的暴力叙事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小说家的立场。这种情形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改观。韩少功描述乡村械斗的《爸爸爸》，开启了反面的暴力叙事的道路。这个黑暗的仇恨母题此后竟然成了"后寻根主义"的话语核心。如果我们没有弄错，这其实就是九十年代乡村写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隐在的主流，它书写着中国乡村乃至整个民族的丑陋而亲切的容貌。
在所有"后寻根主义"作家当中，莫言无疑是一个中坚。他的《红高粱》系列推动八十年代文学的寻根潮流。此后他便在这条乡村叙事的道路上不倦地行走，赋予它以强悍的暴力主义的音调。莫言是最重要的暴力话语的言说者，他的无休止的絮叨形成了风暴，像鼓槌一样击打着文学的表皮。《红高粱》是一个初级文本，仿佛是一种原始的语典，收录了通奸（野合）、纵酒、砍头、剥皮等等基本暴力语汇。它们是一种证词，被寻根者用以验证"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与二十一世纪初，这种验证和颂扬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寻根主义者开始重新诠释和扩展他们手中的暴力语汇，把它与"原始生命力"的语义分离，而后从暴力自身的形而上语义出发，将其逼入美学的极限。在新的书写工艺中，暴力话语获得了惊人的提纯。莫言这时写出的《檀香刑》2，正是这种新暴力文学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范本。 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的广告招贴
在《檀香刑》里出现了一个职业刽子手、末代王朝的最后一位官方屠夫、暴力和杀戮的严肃的化身。他所执行的两次大刑都是国家主义针对流氓（叛逆者）的肉体审判。第一次他以五百刀的精密数字剐死了一个刺杀袁世凯的义士，第二次则被要求对一个煽动反抗德国殖民者的拳民首领动刑，用一根特制的檀香木从臀部穿透到颈部，然后喂以参汤，以防止受刑者过早地死去。兢兢业业的刽子手像钟表一样精密地执行着死亡程序，屠杀变成了一种非凡的技艺。他的第九章"杰作"，耗费了数万字的篇幅，详述活剐一个反袁英雄的全部细节，犹如一个村妇在炫耀她的刺绣上每根丝线。每一次利刃的割戮和受刑者的呼痛，都汇聚成了一种话语的奇诡快感，流动在小说的语句之间，仿佛一种来自地狱的悲惨光辉。这不是卡夫卡式的阴郁的刑罚，而是一种混合着极度的虐待与受虐的肉体狂欢，犹如帝国没落前的最后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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