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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论文
同性戀、暗諱与階級
然而這樣一部好看、煽情、以同性戀為故事框架的電影是否真正地、真實地触及到了“同性戀”——這一中國當代社會之“暗諱”——的狀況、處境与問題,卻是值得探究的。《藍宇》改編自一部在网上頗為流傳、具有極高點擊率的小說《北京故事》(1),早在這部電影未開拍之前,這部小說就是网上討論的熱門之一。它先是在同性戀网民中走紅,接著由于它的网上知名度,吸引了眾多的异性戀讀者,它的高點擊率使得這部小說成為最為流傳的几部网絡原創小說之一。投資方邀請關錦鵬改編這部被譽為“新网上經典”(2)的作品,很顯然有它商業上的考慮。但是不管怎么樣,身為同性戀導演,第一次執導同性戀題材電影,人們有理由期待關錦鵬能夠為同性戀者“代言”,揭示与表現出這個在現存的社會環境中遭到普遍壓抑的群體的真實生活与情感。但是很遺憾,也許是由于身處的意識形態環境的差异,對內地生活的不熟悉(關錦鵬是香港導演,在香港長大,《藍宇》講述的則是八九十年代北京一對同性戀情侶的故事),關錦鵬并沒有正面處理這對大陸同性戀情侶如何面對家庭、社會這一暗諱問題,他刪去了原作中同性戀者自我身份認同矛盾与掙扎的有關情節,把它改寫成一個溫馨傷感的通俗言情劇,一种跨越性別、階層的偉大“愛情”代替了同性戀現實中遠為复雜与殘酷的認同危机与社會抗爭。這樣一部以表現同性戀為主旨的電影恰恰在其對偉大“愛情”的謳歌中遮蔽了社會真實存在的同性戀問題。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是香港的同性戀活動環境較寬松,同為華人文化生活圈,關錦鵬不是沒有碰到過此類認同危机問題,在他自傳性的電影《男生女相》中,關錦鵬同樣坦承他如何將他的真實性取向与他母親交待,取得她理解的難題。何以在這部電影中,關錦鵬將這一身份認同、家庭沖突(同性戀与中國傳統“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家庭倫理)問題輕輕放過?
原作《北京故事》對這一問題有更多的涉及,陳悍東在發現自己對藍宇的感情絕不止是“玩”之后,他并不愿直面這個事實:“那時的中國比現在閉塞得多,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渠道去正确地了解我們的感情,而且我們也不自覺地避免了解”。(3)由于他在這場戀愛中更多地扮演著傳統男性的角色(強有力、主動、控制),他堅持認為自己的這一段“玩儿”只是暫時的,他還是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异性戀者,將履行締造婚姻、家庭、生育的責任。在母親的催促下,他開始物色女友,并且力勸藍宇去進行“行為療法”,這一行為療法以失敗告終,他和藍宇的感情也欲罷不能地繼續著。終于他和藍宇的關系被他母親知道,他的母親与之進行了一場親情与愛情之選擇的談話:“‘你不能這么不知廉恥啊!你還是人嗎?’‘你瞞了我們這么多年!虧得你爸死的早,他要是今天知道了,那不比讓他死還難受嗎?’‘讓媽看著自己的儿子讓人家瞧不起、唾棄,媽不是比死還難受嗎?啊?我怕呀!!’媽嗚嗚地失聲痛哭。我眼里潮潮的,心像是被人猛擊一樣難受。我也該算是個漢子,看著老母親為我這么痛不欲聲,我怎么能忍心。看著老媽哭紅的雙眼,藍宇、他的愛、我的感情……這些又算得了什么!。”(4)而后,他的母親又和他的新婚妻子聯手,以匿名信的發式揭發藍宇的“不良”行徑,使之被單位辭退。婚后由于陳憾東始終不能忘怀藍宇,兼之他發現了他母親与妻子對藍宇的作為,終于与他妻子离婚。在影片中,這些与家庭沖突有關的情節被輕描淡寫地略過,他的母親与妻子變成兩個相當不重要的、走過場的角色,除了陳悍東因為要結婚和藍宇說的“人長大了就得結婚生子”之外,鏡頭從陳悍東的結婚跳接到陳悍東的离婚,陳悍東与家庭之間關于藍宇之事的紛爭,几乎沒有得到任何表現。相反,影片中出現的一幕是陳悍東從監獄出來后,他、藍宇与其妹妹、妹夫像兩對小夫妻般其樂融融共進火鍋的場面,顯然他們這時已經明白并且相當接受陳悍東与藍宇的關系。他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僅僅是由于藍宇在這次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真情”,因此他們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地接受了他們的親人是位同性戀者的事實?
在同性戀与社會環境、權力的沖突方面,這部影片的表現力更是遠不如另外一部同樣涉及到同性戀題材的影片《東宮西宮》。《東宮西宮》一開始就是一幕警察在公園里“抓人”的場景,那些在手電筒的強光照耀下四處逃串的同性戀者,真實地展露出同性戀群體在這個社會中的處境。“你丫的就是賤”,這句由小警察嘴里反复出現的台詞,說明了這個社會對于同性戀的定位:“犯賤”。由于對同性戀是否屬于犯罪并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因此主流社會(在這部影片中它的代表是公園派出所与那些民警)既不能依据現有的法律條文將之繩之以“法”,又可以相當廣泛地以現成的道德成規將其指認為“有病”“吃飽了撐的”“犯賤”,運用手上的權力任意地扣留与侮辱他們,更甚者還有人利用同性戀者苟安怕事的心理以此進行敲詐勒索(聯防隊員在公廁里設局敲詐阿蘭的那一場),而由于整個同性戀群體在這個社會中無名化“賤民化”的極端模糊不清的地位,他們對于他們所受到的种种不公的待遇鮮少有反抗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表達出他們自己的聲音。《東宮西宮》里頭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阿蘭作為一位被訊問者,將“交待”變成了表現、展示、与發聲的机會,他明白地宣諭:“你可以說我賤,但不能說我的愛賤”。在与小警察的角力中,他甚至誘發出小警察的同性戀情欲,動搖了小警察對自我身分的确認与自信,結尾小警察茫然地在公園里行走,他的自我認同經過了這一夜,至少是部分地被攪亂与顛覆。至此影片變得有趣起來,既然“賤不賤”只是一個人為的標准,那怎么能知道自己什么時候也會被划入“賤”的陣營呢?這部影片也由此跨越了同性戀“苦大仇深”的調調,直指權力的本性:它那不斷進行等級划分与區隔的游戲,正是由于權力的需要,“賤民”總是會被生產、被指派出來,它既可能是同性戀,也可能是別的什么,誰也不知道主體什么時候會被權力列入“賤”的范圍。相較之下,《藍宇》的思想力遠不如《東宮西宮》。影片几乎不曾触及到同性戀所面臨的种种有形無形的社會壓力,以及這种壓力跟一元化權力、道德与思維方式的勾聯。影片《藍宇》讓藍宇死于一次偶然的工傷事故,從而轉化為一出類似《愛情故事》永恒回憶的經典通俗愛情劇,這樣的安排顯然回避了他們——這一對同性戀情侶日后所要面對的社會輿論与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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